台灣雖四面環海，東臨世界最大洋區，處西太平洋海上交通門戶，扼東亞南北往來樞紐 ，而就周邊海域之天然資源議題，特別是可再生的「生物性資源」（living resources），則因台灣地處熱帶與亞熱帶間，大陸棚與大洋生態複雜多樣。親潮由日本北方南下，經台灣東北角彭佳嶼、黑潮則是由南經台灣，主流經台灣東部外海，支流通過臺灣海峽與澎湖水道，在台灣北部與黑潮主流匯流後再進入日本，而又因親、黑兩潮交會，尤其是台灣的東北海域，形成優良漁場，學者指出，台灣附近海域魚種約2,500餘種，海洋生物物種約佔全球物種的十分之一，在在證實台灣海洋生態多樣且豐富，自使漁業資源隨之豐渥 。至於台灣西部的大陸沿岸流所帶來漁業資源，從明朝以來，已有少數中國漁民追逐烏魚前來；荷蘭統治時期，捕魚和開放中國漁民前來捕魚，臺灣漁業以南部烏魚捕撈為主，亦是荷蘭統治者收入項目之一，並因此造船保護捕撈漁業 。1662年鄭成功取得臺灣後，漁業是其稅收來源之一，限制多於發展，漁業發展相當有限。而當1683年臺灣進入清朝統治後，此時期中國「鞏固海防，限制海上往來」是清廷治臺基本政策，因而限制漁船出海捕魚，米糧與其他物資亦不許多載，總體而言，在此段時期，僅有竹筏與中國式的「小戎克船」在沿海捕魚 。
1895年進入日本殖民時代，對於臺灣週邊漁業資源之開發與管理，日本以殖民經濟配合其南進政策，為此目的將其漁業制度逐漸移植臺灣：積極引進近代漁業概念、知識與技術，建立典章制度，發展遠洋業，進漁民移民，臺灣近代漁業的軟硬體逐漸建立；起初僅進行漁業建立基礎工作，包括大規模的臺灣漁業資源調查，明治時期（1900～1912），著重水產調查與試驗，此際臺灣漁業產量仍是非常有限，然1912年進一步引入新式漁船與漁撈技術，漁場進一步開拓至東海、南海、暹邏灣、婆羅州、西伯里斯海等等，到1940年以後，遠洋漁業已占當時漁業捕撈量一半以上，臺灣遠洋漁業開始逐漸扎根與發展 。
1945年戰爭結束，因戰時之破壞，臺灣漁業近乎停滯，1945～1970年臺灣百廢待舉，僅能積極恢復漁業能力 。1970年後，因為國家經濟發展，過度捕撈，近海漁業枯竭、加上沿岸污染日益嚴重，沿近海漁業已經無法滿足國家經濟需求，臺灣開始發展遠洋漁業，在資金挹注、技術取得與「運氣」配合下，使蕞爾小島的台灣，總體漁獲量扶搖直上，一舉成為世界遠洋漁業大國之一，總漁獲量躍昇至世界排名第20位，是世界主要「捕撈漁業國家」(a major capture product countries) ，而上世紀70年代始積極發展的遠洋漁業更是世界六大遠洋漁業國之一。而單就個別遠洋魚種而論，鮪魚與魷魚產業分別居世界第一與第三 ；至於另一重要漁業「秋刀魚」(sauries)漁業，台灣在公海同樣擁有舉足輕重之龐大捕撈量，亦是國際重要捕撈大國。
然此種漁業船隊之增加，在全球漁業資源日益減縮，各國開闊海域管轄範圍後，公海面積急遽減少，在上世紀70與80年代，各國紛紛建立專屬經濟海域，原先屬於公海之面積，約減少百分之三十六。如此態勢下，對遠洋漁業大國形成壓力，遠洋漁業國家轉而強化公海漁業作業，使得公海漁業規範日益綿密。
對臺灣而言，特別是遠洋漁船，在公海作業引發國際關注，無庸諱言，諸多國際漁業規範之發展與台灣漁船作業密切相關，比如上世紀80年代台灣漁船取得「流網」(drift-net)技術後，大量用於公海作業，然近乎同一時期，聯合國已開始討論流網，特別是大型流網對海洋生物之衝擊，緊接著上世紀90年代聯合國通過一系列有關流網使用之決議，最後禁止在公海使用「大型流網」(large-scale drift-net) ；而包括台灣在內的遠洋漁業國家所經營與擁有的漁船利用「權宜船旗」(flags of convenience)或「換旗」(change of flags)模式，在國際社會中規避諸多公海漁業作業規範，使得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在1993年通過所謂《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與管理規範協定》等等，一樣顯示台灣在國際漁業秩序之重要角色，1995年再通過魚群協定，此間有專為規範臺灣漁業行為之條款。而本世紀以來，各類國際漁業規範同樣與台灣之漁船作業模式緊密相連，雖非全為台灣而設，但大致上台灣均扮演一定角色，且該等規範同樣影響到台灣漁船作業，是以有必要針對國際漁業規範有所理解。